飢餓中的狂歡

2-2. 活得只剩下命：結構暴力下個體的潛能剝奪

「活得只剩下命」是書中悲劇的核心概念，這與約翰・加爾通所提出的「結構暴力」概念高度契合。加爾將暴力定義為任何導致「潛在發展」與「實際發展」之間出現差距的原因。換句話說當「人類因受到影響，使其心智與身體的實際發展低於其潛在可能」時，暴力就已然發生。這種暴力不同於直接的身體傷害，它是一種「可避免的」障礙，阻礙了人類潛能的實現。在《秧歌》中，許多角色的生命，正是被這種無形的結構暴力擠壓到僅剩最原始的生存本能。

1. 阿招的悲劇：潛能發展的完全扼殺

小女孩阿招是結構暴力最無情、最令人心碎的受害者。她年幼，本應擁有無限的成長與發展潛力，卻在故事的結局，因為人們爭搶糧食的混亂場面，被活生生踩死。

月香……一路還把她帶著。背著她上山──死了！早巳死了。

她的死亡並非某個特定個體的惡意行為所致，而是糧食匱乏、社會秩序崩潰以及群體性絕望所共同作用的結果。這完全符合結構暴力的定義一種「可避免的損害」，其加害者是「內建於結構之中」的社會條件與權力不平等。

阿招的生活從未脫離飢餓的陰影。她會因害怕吃不飽而哭鬧，也會因為一點杏仁酥而感到異常興奮。

阿招在受苦刑，但是她沒辦法，她的沉默四面包圍著她，再也衝不出去。而且多挨一分鐘，那沉默的牆又加高若干尺。越是不開口，越是不好意思開口。

她的母親月香因為家庭困苦，長期在上海幫傭寄錢回家，這使得阿招的童年缺乏父母完整的關愛與照護。當月香回到家鄉時，阿招甚至因為長時間的分離而對母親感到陌生和抗拒。

阿招躲在那青地白花土布帳子後面，把臉別過去，死命扳著床柱子不放。

她的沉默和抗拒，也暗示了這個孩子在極端環境中形成的自我保護機制，以及潛在的精神創傷。阿招的生命被貧窮、家庭離散、以及最終的暴動無情地剝奪了所有的「潛在發展」可能，她甚至來不及長大，就成了這場「飢餓」暴動下的犧牲品。她的存在本身，就是剝奪基本人類需求和剝奪人權最悲慘的例證。

2. 金根的困境：生存與尊嚴的拉扯

金根作為故事的男主角，他的生活也處於生存的邊緣，時刻與飢餓搏鬥。儘管分到了田地，「辛辛苦苦一年做到頭，永遠也填不滿它」，他的「肚子簡直是個無底洞」。這導致了他不斷嘗試各種方法來維持生計，甚至會因絕望而想去當棉被、賭錢借酒澆愁。

他突然坐起來，把那打滿了補釘的舊棉被一卷卷了起來，往肩膀上一背，站起來就走。「你幹什麼？」月香叫喊了起來。「你上那兒去？」「我去當了它，打點酒來吃。」

他對糧食的渴望達到了一種極致，在王同志面前，他會因為飢餓而忍不住爆發，指責「米湯裏連一點米花都看不見！」，這份發自內心的控訴，揭示了看似「一切如常」的農村生活中，普遍存在的飢餓問題。

金根曾是「勞動模範」，象徵著在新的體制下努力奮鬥的農民，然而他卻得不到應有的回報。當他要求妻子月香煮一頓像樣的飯時，月香卻堅持要「省著點吃」，因為糧食所剩無幾，且未來尚不明朗。

「今天我要吃一頓好好的飯，不要那稀里光當的東西，」他低聲向她說。「煮得硬一點，我要那米一顆顆的數得出來。」

這種對食物的執著與匱乏，讓夫妻之間產生了難以言喻的摩擦與隔閡。在糧食暴動中，金根被子彈打傷了腿，不得不拖著傷軀逃亡，最終下落不明。

「給他哥哥擱在身上了。他受傷了，在流血。」……「腿上給槍打傷了。幸算還好，是腿上。」

他的受傷和逃亡，直接體現了飢餓引發的直接暴力，但其根源正是社會結構（強制徵糧、低收購價、虛假的生產目標等）對農民基本生存權利的剝奪。金根的潛能（勞動模範，家庭的支柱）被這套體系所壓制，他的生命被縮減到僅剩掙扎求生，失去了作為人最基本的尊嚴與發展空間。

加爾通強調結構暴力的「缺乏加害者」特性，即傷害是「社會制度正常運作」的結果，而非單一個體有意為之。在金根和阿招的例子中，並沒有一個明確的「壞人」直接導致他們的苦難。王同志在執行任務，村民們在掙扎求生，但整個體系卻如同一個巨大的、無臉的碾磨機，悄無聲息地剝奪著個體的潛力與生命。這種「責任的擴散」使得這種暴力更加隱蔽和難以反抗。

2-3. 虛假的繁榮：文化暴力與結構暴力的正常化

第二個核心概念「虛假的繁榮」，深刻揭示《秧歌》中結構暴力另一層面的表現形式，文化暴力與結構暴力的「不可見性」和「正常化」特徵。加爾通指出，文化暴力是指文化中的某些面向（如意識形態、語言）被用來合理化或正當化直接暴力或結構暴力，使其看起來「自然」或「正確」。這種暴力透過將行為的「道德色彩」從錯誤轉變為可接受，甚至變成一種「愛國責任」，從而掩蓋了其背後的真實傷害。

1. 強制性的「狂歡」與虛假的和諧

《秧歌》中，「飢餓」與「狂歡」的強烈對比，是這種「假的繁榮」最直觀的體現。村民們明明食不果腹，卻被要求參加各種「慶祝活動」，製造歌舞昇平的假象。例如，在釐花出嫁的喜宴上，菜餚清淡到「連一點大葷都沒有」，但人們卻仍被要求表現出「酒酣耳熱的樣子」，彷彿真的在享受盛宴。

作為喜筵來看，今天的菜很差，連一點大葷都沒有。
今天這喜筵並沒有酒，但是在這樣冷的天，房間熱烘烘的擠滿了人，再加上空心肚子，吃了兩碗飽飯，沒有酒也帶了兩分酒意，大家都吃得臉紅紅的，一副酒酣耳熱的樣子。

更為諷刺的是，為了迎接新年，村裡還發起給軍屬拜年的活動，每家必須攤派「半頭豬，四十斤年糕」，並由秧歌隊帶頭遊行。儘管村民們連飯都快吃不上了，卻還要為此東拼西湊。在遊行隊伍中，年邁的譚大娘雖然身體老邁、骨頭「格格地響着」，卻也被要求上場扭秧歌，臉上塗著鮮豔的胭脂，被迫展現出「熱心」與「愉悅」。

他們衰老的面龐整個地皺了起來，帶著他們習慣的那種半皺眉半微笑的神情，也來嘗試著扭秧歌，把手臂前後甩動，骨節格格地響着。

這種行為恰恰是文化暴力的展現：它將對軍屬的「尊重」與「愛國」義務，轉化為一種集體性的、強制性的表演，使得個體的痛苦和匱乏被完全遮蔽。這種「透過將一個行為的『道德色彩』從錯誤（紅色）轉變為可接受（黃色）甚至正確（綠色）來發揮作用」的文化機制，讓身處其中的人們難以意識到這是一種暴力。

2. 真實的壓抑與「正常化」的痛苦

這種「假的繁榮」之所以強大且難以對抗，正是因為結構暴力具有「不可見性」與「正常化」的特徵。貧窮、飢餓和不平等被融入了日常生活的「結構之中」，變得「普通到讓人習以為常，難以察覺」。當金根在王同志面前控訴「米湯裏連一點米花都看不見！」時，他的妻子月香會立刻打斷他，擔心他「亂說」，因為在這種體制下，說出真話反而是危險的。月香甚至會將金根的憤怒歸咎於他的「牛脾氣」，是「鬧彆扭」，而非體制本身的問題。

「王同志你不要聽他胡說，」月香氣急敗壞地說。「今天也不知怎麼，犯了牛脾氣，也是因為前兩天跟我鬧彆扭……」

這種將結構性問題個人化、情緒化的反應，正是一種自我「正常化」痛苦的機制。

此外，當村裡的人們因為飢餓而搶奪糧食，最終演變為一場暴動時，官方的解釋卻是「從庫裏的炮仗著了火才燒起來了」，甚至將事件歸咎於「間諜搗亂」，完全否認了飢餓與政策失敗的事實。

忽然有一個人叫了起來，「嗳，那是從庫裏的炮仗呀！炮仗著了火功燒起來了！」
「一定有間諜，」王同志喃喃地說。「……一定有間諜搗亂。不然群眾決不會好好的鬧起來的。」

這種官方敘事的建構，正是文化暴力為結構暴力提供「意識形態上的辯護」，使其看起來「自然」或「正確」的典型案例。它模糊了因果關係與問責機制，讓真正的加害者——即造成傷害的結構本身——得以隱身，免於被追究責任。

因此，張愛玲透過這些看似荒謬的場景，不僅描繪了人們在物質上的匱乏，更揭示了在「假的繁榮」背後，個體精神與心靈上的壓抑和扭曲。這種「無惡意的行動者」的暴力，使得受害者自身的痛苦常常不被理解，甚至被視為其自身的「問題」，從而導致痛苦的循環與加劇。